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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西汉吏治得失引发的三个命题
    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 2019/03/12 11:28:08 作者:张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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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导读: 文帝时,廷尉张释之认为“天下用法皆为轻重,民安所措其手足?#20445;?#29992;法持平,务为宽厚,因而时有“张释之为廷尉,天下无冤民”之誉。如何应对制度执行过程中的衰减弱化,如何发掘制度中的合理性而限制其消极面,是个由古及今的重要课题。

    西汉一代吏治为后世所重,固因其吸取“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”的秦亡教训,抚民以宽,驭众有节,因而吏治较为清明,社会长期稳定,从而塑造了道德意义上的范本价值,也因其律令完备,行之得法,宽猛相济,应时而变,缔造了第一个绵延两百年的中央集权大帝国,从技术层面为后世治国提供了经过?#23548;?#26816;验的可操作方案。

    吏治成败的界限

    西汉?#26434;?#23448;僚权、利的约束较为有效,如荐官有责、上计考课、设刺史以查地方、职务回避制(本地人不在本地当官)等做法,都从制度层面对官吏用权加以制衡,使得权力不至妄为,因而“政平讼理,百姓无愁怨”,保证了吏治目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实现。

    吏治成功的标准,也许可以这样描述:政府清廉高效,制度透明落地,明规则?#21152;牛?#22240;而降低了国?#19968;?#22120;的整体运作成本,同时通过向社会民众提供可预见的秩序与安全感等公共产品,大大稳定国家政权根基。

    与此相反,失败的吏治,表?#27835;?#24248;碌低效的政府,不仅增?#30001;?#20250;运转成本,甚至持续减弱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,扭曲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,导致潜规则盛行,最终侵蚀政权根基。

    礼治与法治、制度与道德相辅相成

    “汉家?#26434;?#21046;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”,汉宣帝此?#36816;?#39539;斥太子“纯任德教”的偏废倾向,但更透露出汉代法儒并用、刑?#24405;?#39038;的治国治吏思想。

    文帝时,廷尉张释之认为“天下用法皆为轻重,民安所措其手足”,用法持平,务为宽厚,因而时有“张释之为廷尉,天下无冤民”之誉。景帝时,蜀守文翁,在劝农兴教的同时,“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,亲自饬厉,遣诣京师,受业博士,或学律令”,法治与德教并行不悖。

    武帝时,御史中丞杜周善于揣摩上意,“上所欲挤者,因而陷之;上所欲释者,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”,完全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。宣帝时,酷吏严延年“巧为狱文,善史书,所欲诛?#20445;?#22863;成于手……奏可论死,奄忽如神”。其虽精通律令,但却是利用具体条文的模糊性,肆意解读,为己所用。上述杜、严的行径虽于法令有据,?#20174;?#27861;理无凭,名为守法遵法,实为蔑法枉法。

    ?#26434;?#27861;治的认识,汉文帝曾言:“法者,治之正也,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。”可见,用法的根本目的,是以“禁暴”而导善。钻法律空隙、“深文周纳”固然失之于苛细教条,而轻忽道义、法外造法,更违背了法治的本义。立法执法须合乎“正”义,近乎人理,礼法并重,德律兼修,不可昧于一途。

    制度的退化与异化

    制度虽明为刚性,但却是由人来执行的,其间腾挪辗转余地颇多。?#23548;?#19978;,几乎所有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,都面临着渐趋“退化”减弱乃至“异化”为非的?#38480;巍?/p>

    如辟除一制,本为公卿牧守自行选任僚属以佐政治民,求上下相谐、政事通达,但主官为增强个人势力,便借此之机,笼络士人,而士人为了做官,也?#21512;?#20381;托权门。此制度便由国家公器一变为私欲之器,主官僚属成为私恩的结合。西汉时被选拔者尚为国家官吏,到东汉则已成为主官的私属,只知有恩主而不知有朝廷。

    又如任子制,西汉制度明确规定为一人,但实则保任二人、三人乃至多人者,不以为意。到东汉时更是恶性发展,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的对象都不断扩大,而标?#23478;?#24418;同虚设,“不以德选”,完全由?#24863;?#33643;庇得官,败坏吏治,种下了地方割据的祸根。

    除选官外,其他制度同样如此。如上计本为下情上达、朝廷据以?#32972;?#23448;吏、进而规议国事的重要措施,但到后来,已成徒具?#38382;?#30340;空壳。

    因此,如何应对制度执行过程中的衰减弱化,如何发掘制度中的合理性而限制其消极面,是个由古及今的重要课题。

    (摘编自2016年10月17日《学习时报》 张毅/文)

    原标题:西汉吏治得失引发的三个命题

    责编:梁立群 (如涉版权请联系[email protected]  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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