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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研究五四运动,需避免简单化倾向
    来源:解放日报 2019/04/30 08:55: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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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导读: 从出版界来看,当时全国最大的两个出版机构——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在上海,还有世界书局等二线中坚出版机构和林林总总的小型出版机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五四运动是上海、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的关键性事件。

    无图说

    思想者小传

    瞿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入选中央组织部国家“万?#24605;?#21010;”青年拔尖人才(第四批)、上海市“曙光计划”及华东师范大学“紫江优秀青年学者”。

   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,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。它是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窗口,也是认识中国共产党诞生、发展、壮大历程的一个窗口。

    当前,五四运动的研究有不同角度,也取得了一定成果。但是,在学界和民众的认知中,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也存在一些简单化倾向,主要表现为:一是过于注重一个学校(北京大学)和一?#31350;?#29289;(《新青年》);二是笼?#22478;?#35843;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特定认知,?#20174;?#27665;主、科学、启蒙等几个关键词来涵盖五四运动;三是过于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两分法,或是把五四运动片面理解为“反传统运动”,或是不能够真正说清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。一系列简单化阐释和认识的背后,其实是一个关乎价值选择与历史认识的基本问题。

  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。这一重要?#19981;?#21253;含着真睿见、大深意。一些有关五四运动的?#36816;?#21644;解释,背离了我们民族、国家的核心价值观,如把民主简单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,把启蒙片面化解读为英法美式启蒙;同时,又极少讨论五四运动如何?#22363;小?#21457;扬中国的历史文化。

    新时代,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五四运动的研究。这里,我的演讲将从上海、江南与红色文化的交汇视角出发,重新认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。

    北京上海交相辉映联动互补,成为五四运动的“双塔”

    以往谈五四运动,大舞台上的主角人物不外乎胡适、蔡元培、李大?#21462;?#38472;独秀、鲁迅、傅斯年、罗家伦、顾颉刚……明星学校是北京大学等,显眼报刊则是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《每周评论》《晨报》……这些人物、学校和报刊若要抽取一个地域性共同特点,那就是“北京”。

    确实,北京绝对是五四运动的中心,但上海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应忽?#21360;?#23601;真正的历史过程而言,上海、北京实为五四运动之“双塔”,交相辉映,联动互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上海之“塔”至少有两大特点:

    第一,从各界存在的多样性和各界联动的配合度而言,上海更为丰富。

    当时,北京以“学界”闻名。国立八校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全国国立大学的汇聚之地。这些学校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,掀起了五四运动的滔天巨浪。其中,北京大学借助历史传?#22330;?#25919;府力量和知名教授加持,站立在五四运动的舞台中央。

    但相比学界,北京在舆论发动方面就稍逊一筹,出版界更是力量不足。顾颉刚就坦言:“(上海)《时事新报》实在是现在南方最有力的一种报纸……北方的日报似乎没有这力量。”陈独秀进一步指出,“北方文化运动,以学界为前驱”,但普通社会不能为后盾,“仅有学界运动,其力实嫌薄弱”。反观上海,既有?#30475;?#30340;舆论界,又存在有力量的出版界,还不乏以非国立学校为主流的学界。

    从舆论界来看,自洋务运动开始,上海报刊发展源?#35835;?#38271;。到五四运动时,不仅报刊数?#30475;螅?#32780;且忠实读者多。罗家伦在《新潮》上发表的《今日中国之?#21448;?#30028;》一文,批评的焦点均落在上海报刊尤其是《东方?#21448;盡?#19978;。平心观之,这?#23548;?#19978;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报刊的活跃与?#30475;蟆?/p>

    从出版界来看,当时全国最大的两个出版机构——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在上海,还有世界书局等二线中坚出版机构和林林总总的小型出版机构。

    从学界来看,上海虽无“国立八校”,?#20174;?#20132;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(今上海交通大学),圣约翰大学、沪江大学、震旦学院等教会大学,复旦大学、同济?#28966;?#19987;门学校、大同学院等私立大学,吴淞中国公学、中西女塾、澄衷中学、爱国女学、市北公学、民立中学、南洋路矿学校、育才公学等其他各类型学校。

    第二,上海不仅有城市“本身”,而且有城市“周边”,更有广大的城市“辐射区”。

    这个“周边”和“辐射区”的主体就是江南,令上海的舆论界有了听众和观众。当时,从苏州、无锡、常州到杭州、萧山、绍兴,民众统称各种报纸为“申报纸”,普遍认为上海大报上登载?#21335;?#24687;是真的。

    依托江南,也让上海的出版界有机会深入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。一方面,在各个县城、市镇,若要买书、购报、觅刊,就得去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分号或中华书局开设的分号。另一方面,在一些更偏僻的地方,包括乡里农村,那里的?#35752;?#24215;、酱盐店、豆豉店也经常会代卖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、代订中华书局的?#21448;盡?/p>

    综合这两点,五四运动的上海之“塔”,值得全社会加以重?#21360;?#36825;种重视的落实,不能仅仅停留在所谓“上海摩登”的层面。必须看到,海派文化不仅是摩登的、现代的,同时也是历史的、中国的。海派文化的发展、丰富,与江南文化的互动、交流有着紧密联系。

    将新物新事新知“化盐于水”,推动中西元素水乳交融

    那么,五四运动视野中的江南,到底该如何讲?#30655;兀?#35201;准确认识五四运动,需先勾勒出江南作为“所见之中国”的悠长故事。

    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共同特点是地方大、人口多。大到什么程度?《春秋公羊传》说:“所见异辞,所闻异辞,所传闻异辞。”从典籍出发,我?#24378;?#30693;区分“亲见”“亲闻”和“传闻”是非常重要的。中国之大、人口之多,每一个人都有立足于本乡本土的一个“所见之中国”,亦有一个逞其心胸之知的“所闻之中国”。

    1840年开始,由于来自西方的冲击,中国在各方面发生了更大变化。但是,变化的程度、速率在中国各地并不一样。对于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和民众来说,一方面是进入一个半殖民地化的挣扎过程,另一方面却仍有一个贯通古今的“所见之中国”。

    第一,自魏晋开始,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;到明清时代,江南不仅成为经济龙头,而且逐步建立起了文化自信。这种文化自信,建立在江南读书人优异的科举表现之上。在这一区域,不仅大量涌现出状元世家、进士之族,而且还有数量众多的举人、秀才。这是江南和中国其他区域相比一个极大的特色。同时,江南读书人在学术追求、生活方式和文化生产等方面也在精心经营。这种经营和坚持具有全国性示范效应。清朝前期,诸帝对江南文化的模仿以及对江南读书?#24605;确?#22791;又艳羡的情结,?#32479;?#20998;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    第二,充分的文化自信落实在具体生活世界,就演化为江南的良?#33945;?#20250;风气。例如,极其看重文教,注重家族与个体?#20013;?#20114;哺,地方社会以读书人为主导,等等。这些风气影响深远、历久弥?#30591;?#19968;直?#35282;?#26411;民初都没有太大改变。在这些风气的熏染下,江南读书人虽然经历近代社会转型之痛,却依然“饱含民族生力”。

    相比之下,另外一些读书人放眼周遭,看到的是经济不振、文教凋敝和家族衰落。于是,要么同化为“刁绅劣衿”,要?#31383;?#20498;在西方文明之下,丧失了文化自信。更?#29616;?#30340;是,一些人不再相信中华民族本身的生力,脑海中形成了一个“所闻之中国”。对于这个“中国”,他们的印象是愚、穷、弱、私;对于这个“中国”,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是旧调而非新曲、是桎梏而非动力、是包袱而非财富。

    第三,在保有文化自信的前提下,江南读书人并不拒斥变革,也不?#31181;?#26032;潮。他们认为,这种变革应是一种“有我之变”,而不是“无我之变”;这?#20013;鲁?#24212;既有利于中国,又有益于世界。由此,江南读书人致力于将新物、新事、新知做到“化盐于水”,努力推动中西各种元素水乳交融。

    特别是,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产物——白话文、标志?#36816;?#28526;之一——社会主义、科学载体之一——数理知识、科技的具象产物——声光化电等,都从清末开始就在江南地区生根、萌芽,成为五四运动得以展开的坚实基础和丰富背景。

    此外,谈到五四运动,还必须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。今天谈红色文化的发生和传播,往往会强调苏联、日本和共产国际的影响,经常是外部输入的考察有余,红色文化如何在中国落地的研究却不足。上海之“塔”与“江南”的联动,让我?#24378;?#20197;从“输出—传播—落地—生根”的全程性视野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时期红色文化的形成与拓展。

    就上海作为红色文化输出端来说,《民国日报》尤其是其《觉?#39049;?#21103;刊,《时事新报》尤其是其《学灯》副刊,再加上《星期评论》《学生?#21448;盡貳?#19996;方?#21448;盡罰?#36825;两报三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这些上海报刊刊载的文章中有众多红色文化内容,包括域外共产主义思想、域外社会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李卜?#22235;?#35199;、卢森堡等红色思想人物的生平介绍和思想评析,也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活动。

    当时,上海的报刊拥有?#30475;?#30340;商业性贸易网络,又有以铁路和水路为主要渠道的便利交通条件,还有从清末开始地方读书人读报、阅刊?#21335;?#24815;养成。因此,《民国日报·觉?#39049;?#21644;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经常刊登江南读书人的来稿以及报纸编辑和读者的书信往还;《星期评论》在浙江一地?#21335;?#37327;,甚至经常超过《新青年》;《学生?#21448;盡?#26356;是江南地区学生乃至全国学生?#23478;?#23450;期购阅的畅销?#21448;荊弧?#19996;方?#21448;盡?#21017;是从清末至“五四”?#23478;?#31435;不倒的王牌?#21448;盡?/p>

    新青年联手“辛亥老革命”,助力红色文化在江南扎根

    值得关注的是,上海之“塔”输出的不仅是红色文化的内容,也输出了在江南传播红色文化的人才。这些传播红色文化的人,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:

    一种是入城又回乡的“五四”青年。这些青年在上海求学时,五四运动让他们与时代变迁产生了前所?#20174;?#30340;紧密联系?#26680;?#20204;在反帝爱国的?#23601;?#28216;行?#28216;?#20013;;他们参加了各种学校性、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学生组织;他们赤手空拳建立平民夜校,摸索编写教?#27169;?#23398;习如何唤醒民众;他们阅读来自北京、上海的报刊,想着这个世界为何会有人如此之苦,这个世界真不应该再有人受苦。

    在五四运动的那几个月里,北京也不乏类似活动,不乏相同心境的青年。但继续往后看,分道扬镳就产生了。在北京,五四运动过后不久,傅斯年、罗家伦、俞平伯等?#36861;子?#21382;欧美,通过海外飞鸿讨论读书人如何各自“分业”、如何读书救国等有些脱离?#23548;?#30340;问题。而在上海,侯绍裘、高尔松、高尔柏等则?#36861;?#36367;上回乡之路。他们接上了中国的地气、思考着乡土中国的出路,并在自己的家乡大展身手。

    另一种是柳?#20146;印?#21494;楚伧、邵力子等“辛亥老革命”。这些辛亥革命志士的重要活动基地也在上海。1912年起,他们颇为失望地看到:皇帝打倒了,他和他的小朝廷却还在紫禁城里,享受着优待条件;革命成功了,总统却是袁世凯;紧接着是一次又一次复辟。

    面对这一情形,他们有的人在上海办起了报纸,开始了新的“文学革命”“文字革命”和“思想革命”的征程;有的则回到了自己的江南老家,由本土本乡出发去完成那未竟的事业。

    就这样,“入城又回乡”的“五四”新青年与失落又振作的“辛亥老革命”在江南大地上处处相遇。他们?#21335;?#36935;让红色文化在这块饱含中国历史文化的区域有了落地的可能性。加之学校、社团、报刊的三位一体,最终合力推进红色文化在江南大地上扎根。

    其一,借助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办平民夜校的经验,在地方社会积极办校,进而打造革命基地。

    例如,在松江,侯绍裘等人?#24433;?#20102;本已穷途末路的景贤女校。在这个革命基地里,他们招收学生,充满热情地培养革命的即时力量和未来力量;编写讲义,把报刊中的革命内容转化为课堂上的讲授内容;宣传景贤女校的活动、章程和精神,借助《民国日报》等报刊,引发全国志士的共鸣与呼应;邀请上海名流如邵力?#21360;?#33541;盾、周建人等到景贤女校、醉?#22766;?#31561;地发表演讲,讲国共合作、社会主义以及新文学。

    其二,创建各?#20540;?#26041;性社团。依托社团举办活动,寻觅革命中坚力量,并秘密发展党?#34180;?#22312;互相砥砺、互相支持、互相学习的过程中,推动?#35828;?#32452;织的扩展。

    其三,?#31383;?#21508;?#20540;?#26041;性报刊。柳亚子回到家乡黎里后?#31383;?#20102;《新黎里》,并带动一批以“新”为名的地方报纸产生,包括《新周庄》《新震泽》《新盛泽》《新平望》《新严墓》《新同里》等。一定程度上说,红色文化正是“新”报纸带来的“新文化”之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  特别是,为了呼应俄国革命后的“世界大变局”,这些新型地方性报纸经常转载、改写、简编大报大刊上的文章,用短评、诗词、札记、五更调等通俗易懂的?#38382;劍?#27973;明直白地向地方社会传播红色文化。同时,它们还抓住重要时间节点,如列宁逝世、马克思诞辰、孙中山逝世等展开革命宣传,乃至举办游行活动和追悼活动,真正做到了纸上文字和?#23548;市?#21160;间的结合,架起了“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进攻”的大炮。

    1925年4月16日,柳?#20146;有?#19979;了这样一首热情讴歌马克思主义的诗:?#36861;?#32822;回付一?#20572;?#31354;言淑世总非宜。能持主义融科学,独拜弥天马克思。

    “五四”前后带来了眼花?#26376;?#30340;各种主义,也出现了为各自之主义摇旗呐喊的读书人,为何仅隔数年柳亚子等江南读书人会“独拜”马克思?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资产阶级民主中,也不在英法美式启蒙中,更不在全盘西化中,而是在上海、江南和红色文化在这片古老土地上交汇的历史过程之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五四运动是上海、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的关键性事件。

    原标题:研究五四运动,需避免简单化倾向

    责编:梁立群 (如涉版权请联系[email protected]  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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